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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转折

李勇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历史1202

                                         

摘要:1919年的巴黎和会是中国当时所有国人的希望,中国以一战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而且有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提倡的“十四点建议”,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中国认识到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秩序,中国外交代表团为了民族大义拒签条约。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成为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的主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巴黎和会  中国社会发展道路    转折

 

 

中国的有志之士一直认为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出路在于西方,因为西方的科技、经济、政体对于当时落后于世界的中国来说曾是打击、震惊,更是希望。中国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来改变自身的窘境,“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所有人在被1919年列强出卖后,重新确认学习西方来发展国家的富国强兵的道路是否正确,寻找是否有另一种发展道路更适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为中国的发展树立了新的航标。

 一、对西方的希望

1919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刻,是巴黎和会召开、参战国一起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刻。中国国内听到协约国胜利后无比欢欣雀跃,而且北京政府宣布全国放假三天,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人们高喊着“公理万岁,民族独立万岁”,此刻国际上中国五人代表陆征祥、顾维钧、施肇基、王正廷、魏宸组以战胜国的身份步入会场,他们个个都是中国优秀的外交家,代表中国政府一起参加巴黎和会,维护中华民族的合法利益。长期饱受列强欺辱的中国人认为这次辉煌的胜利表明,全世界的人民都感受到了需要摒弃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并且威尔逊的建议中提到“国无大小,一律相同等之权利”使中国人认为美国这样的大国会在和会谈判进程中站在公理的一方维护公道,维持和平。

二、艰难的谈判

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次和会是以“公理战胜强权”标榜的正义会议,所以政府起初拟了五点计划,主要内容是:“收回领事裁判权”、“改正关税”、“中东铁路条件”、“交还青岛”、“开放蒙藏”,但在代表团到达巴黎后采用了顾维钧所提的七项计划,它基本包含了中国人的所有美好的愿望。在和会开始的时候,各大国在分配席位上,中国只分的两个席位,而其他各国均为五个席位,日本在此时也拥有五个席位。这是中国代表在谈判时期所面临的不利因素之一,中国代表向大会递交了四项说贴:《山东问题说贴》、《对德奥要求条件》、《废除1915年中日条约说贴》、《中国希望条件说贴》,但是被列强以非和会讨论范围予以驳回,实质上中国代表团在说贴中提出归还德国侵占的山东地区,列强舍弃在华的势力范围,归还租借地,外国军队撤出中国范围,关税自主等等条件涉及损害西方各国在华利益,自然中国代表的说贴被驳回了。顾维钧在和会的发言中指出“山东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中国人的一块圣地。山东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就相当于耶路撒冷对于西方的意义”,以形象贴切的比喻道出了山东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在山东问题上态度,日本也以代表身份插入山东问题的商议解决过程,中国代表却被排除在外。深感不安的中国代表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就是胶州湾归美、日、意、英、法五国共管,日后移交中国,中国支付日本在攻打德国的军费并将胶州湾开辟为商埠。日本代表见坚决反对此项方案,并要求将山东直接移交给日本政府。

之后的几天,意大利因和会未满足自己的要求而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此借口叫嚷退出大会。美国为避免和谈破裂,决定牺牲中国的利益。列强集体向中国代表团施加压力,在4月30日,美、英、法三国会议决定将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力转让给日本。

三、希望的破灭

消息一出,中国举国震惊,原来的“十四点建议”化为泡沫。全国学生也对威尔逊主义的失败公开表示不满,并讽刺威尔逊为他的理想主义的世界新秩序发明了一个数学公式:“14=0”。西方列强的本来面目显露,国内也因此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海内外的华人纷纷向中国代表团发去电报,强烈谴责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不公正待遇,支持反对签署对德合约。中国代表团认识到这次和会对于中国来说已无任何意义,中国已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对德合约。西方国家没想到中国是唯一一个拒绝签约的国家。

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清楚的记得那是多么惨淡的一天,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将是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是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为之震动。”中国的拒签不仅要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还有中国作为一个战胜国的尊严。朱尔典坦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感已经因山东问题而被激发出来,这是不用置疑的,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弥漫在各个阶层中。”中国从此对西方原所有的憧憬、希望的寄托全部化为乌有,中国社会以后要走的方向不是西方所提倡的“自由、平等”,而是这时有实际行动、实际效果——新建立的苏联,它为中国的下一步发展提供了选择。中国不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可以向社会主义建设迈向新的征程。

四、寻求新的方向

巴黎和会上,凡尔赛的背叛使西方国家的影响与魅力严重受损并将中国推向了苏联的旁边。中国在坚持不懈的寻求国际化并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同的过程中,对西方的失望,看到西方国家外交的实质,西方国家所标榜的自由、平等都是被贴上的美化面具。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上不能依赖外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走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充满了怀疑,而此时的苏联却实行与沙皇时期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给予中国很多帮助:它宣布新政府“不受革命前俄国政府已缔结条约的约束”,“放弃沙皇政府在满洲夺取的一切,恢复中国在最重要的交通线中东铁路沿线的主权,并将沙皇政府与克伦斯基政府为支持旧俄官员的越权行为和专横跋扈而派往驻华使馆的武装卫队召回”,“同意放弃苏联公民在中国、蒙古、波斯的地产权”。1918年7月4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维切林在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再次申明:“俄国不仅准备自行放弃那些权利,而且要与东方各国人民一道共同争取清除这种令人发指的不平等关系。”

它是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有心去尝试的现代西方国家理论与传统伦理国家融合发展的中间道路。相比较来说,苏联的外交宣言并不像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一样是个空头支票,它是对于跌入列强美好的圈套、陷入黑暗的中国来说不啻于一缕阳光、一丝希望。中国看到了在一战中苏联的成功,这无疑为中国国家发展道路提供了参考与经验,从此中国便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探索发展道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中国在1919年遭遇的外交经历迫使中国在近代世界发展进程中认识到只有中国真正强大起来,才会在国际圆桌会议上有所发言权;只有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西方国家才会认同;只有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中国寻求国际化道路才不会受人摆布、任人欺辱。中国这艘巨轮在近百年的历史激流中,经过惊心动魄的挣扎、冲撞与变迁,在动荡的波涛中终于找到民族复兴的正确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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