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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的叙事建构:西媒对《战斗宣言》报道个案研究


 

 

 

 

基金项目: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与传播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中央军事文献对外传播流程研究”(2013XT10)

作者信息:韩子满(1973—),男,汉族,安徽长丰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与战争、翻译与技术,E-mail:zimanhan@sina.com

徐珊珊(1985—),女,汉族,山东泰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与战争,新闻与翻译,E-mail:xushanshan1985@163.com

 

 

翻译中的叙事建构:西媒对《战斗宣言》的编译报道

 Narrative Construction in Translation: A Study of the Trans-editing of Call of Duty by Some Western Media

韩子满1  徐珊珊2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摘要  我国征兵宣传片《战斗宣言》发布后,西方媒体进行了较为广泛却非常负面的报道,貌似客观却刻意抹黑我军的形象。这些媒体在报道时,不同程度地翻译了宣传片原稿中的内容,但却通过多种叙事手法的使用,沿袭了其对我国我军一贯的妖魔化伎俩。通过对英美澳九家有关该宣传片的报道,可以发现这些媒体主要使用了叙事的关联性与特殊性、选择性采用与因果情节设置、规范性与叙事的累积性等手段,试图将我军描述为黩武嗜杀、极具侵略性、镇压民主的军队。我们应该在认清这些伎俩的基础上,也充分灵活运用叙事技巧,改善我们的外宣环境,在国际上为我军构建良好的形象。

关键词  涉华报道  征兵宣传片  叙事  新闻翻译

Abstract  “Call of Duty”, PLA’s latest recruitment promo video, has attracted wide coverage in western media shortly after its release. In translating selectively the original caption, the reports in these media project a very negative image of China and the PLA by using a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narrative techniques, consistent with their habitual practice of demonizing China and its military. A study of reports in nine American, British and Australian media reveals that relationality and particularity, selective appropriation and causal emplotment, and normativeness and narrative accrual, have been used in order to describe the PLA as a blood-thirsty and aggressive army that suppresses democracy. Knowledge of their use of these narrative techniques helps China to use narratives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for its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efforts and to project a positive image of the PLA abroad.

Keywords  China-related reports  PLA recruitment promo video  narrative  news translation


1.      引言

2016年4月28日16时09分,中国军网发布了本年度征兵宣传片《战斗宣言》,国内各大媒体、社交网络平台都进行了转载和报道。据中国日报网消息,截止发布时间,该视频自发布以来已在微博上获得近10万条评论,“网民纷纷为此视频点赞”(匿名, 2016b)。可见作为对内宣传产品,《战斗宣言》获得了较高的公众关注度,也收到了不俗的口碑。China Daily在其英文官网上也进行了相关报道。然而5月3日至6日,一些西方外媒体(以下简称“西媒”)针对《战斗宣言》发表了密集的报道和评论,其中绝大部分是负面的,以至于China Daily不得不于5月12日再发评论,对这些媒体的负面评价进行反应。(Zhai, 2016)

西媒对于我国的报道,构建的形象历来以负面为主。不过,征兵宣传片本身是解放军为了塑造自身正面形象、吸引适龄青年参军的内部宣传品,所使用的素材理应有利于解放军形象塑造。即便是这样一部本应是对解放军形象百益而无一害的宣传品,却成了西媒攻击解放军的利器,这种现象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然而,以“征兵宣传”为“主题”关键词在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优秀博硕士论文数据库中搜索,可得结果166篇,大多是从内宣角度研究征兵宣传问题,无一从西媒报道或者外宣翻译角度进行的研究。

事实上,这样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西媒使用征兵宣传片中的素材进行翻译和报道,却能够以看似“客观公正”的方式完全改变宣传片中传达的意识形态,达到蓄意对解放军进行误读、抹黑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叙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了解叙事在西媒新闻编译过程中的功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对宣传产品的效果进行预测和评估,对未来的外宣乃至内宣产品制作起到一定程度的指导作用,规避可能受到的攻击、更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我军对外、对内宣传都有较大意义。

2.      媒体叙事与西媒涉华新闻叙事

社会学和交际理论倾向于将叙事看作是支持人们对世事进行认知的首要模式。沃尔特·R.费什(Walter R. Fisher)认为“叙事是理解、评估所有信息的语境——不是叙事者有意选择的话语模式,而是我们最初理解的知识形态”。(Fisher, 1987: 193)新闻叙事也不例外,它为读者提供了对整个世界进行认知的基本模式;在新闻叙事当中,读者所见并非是世事原本的样子,而是通过新闻叙事为其搭建的滤镜,有选择、有偏向(尽管这种选择和偏向可能并不为读者所察觉)地认识着世界。新西兰语言学家兼新闻工作者艾伦·贝尔(Allan Bell)曾指出,“即使一个世纪以来新闻工作者将客观性奉为信条,新闻报道……并非中立的载体,新闻生产也不是一个中立的过程”。(Bell, 1991: 212)吴清雄认为,新媒体时代的媒体责任包括主导公共舆论、壮大主流舆论、守护公共理性、构建公共良序。(吴清雄,2012: 14-16)由此可见,媒体具有非常鲜明的教化功能,要引导社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去解读事实、采纳某种叙事(主流舆论)并放弃其他叙事(边缘舆论)。

不过,西方很少人会强调媒体的教化功能,这一功能往往隐藏在“客观性原则”的背后。19世纪以来,欧美报业奉行客观报道的原则,主张“只报道事实,不报道意见”(罗翔宇,2002: 45)。实际上,西方媒体的这种客观性原则只是假象事实并非如此。席勒在1969年就指出,美国的传播事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军事部门、政府机构、垄断集团共同控制的“军事-工业联合体”,(骆正林,2011: 6)并无任何客观中立性可言。乔姆斯基曾表示,《纽约时报》看上去像一份官报。(骆正林,2011: 7)西方媒体遵从本国意识形态进行新闻报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功能就是为读者构建某种特定的叙事并引导其接受这种叙事。

从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在西媒的公共叙事中,我国一直呈现出一个负面形象。以美媒为例,2003年潘志高在其专著《<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政治、历史及文化成因》(潘志高,2003)指出,1993-1998年间《纽约时报》的涉华新闻以负面报道为主;2007年张健撰文分析了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负面倾向特点(张健,2007);张睿(2015)指出,即便多年来中国在国际舆论引导上做了很多努力,在2014年度境外媒体涉华报道中仍然“流露出明显倾向性色彩”(2015:41),鼓吹西方价值观并贬损中国的发展方式。这样的公共叙事必然影响西媒对我军的报道,例如长久以来西媒一直在炒作“中国威胁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我军的抹黑来完成的。其惯用技俩是在抹黑之时仍然会留 “客观、公正”之名,从而争取读者的同情态度。潘志高指出,在中美学者就美媒是否有意将中国“妖魔化”这个问题上有相当程度的分歧,“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一贯秉承其客观、公正的原则,并没有超出常规”(潘志高, 2003:II)。

这样的舆论环境对我国、我军是十分不利的。如果放任这样的叙事不断累积,未来在国际社会上必定会出现负面谣言大行其道,而我方呼声无人肯听的局面。要避免这样的局面出现,首先应了解西媒在涉华、涉我军的新闻报道中如何使用叙事特征来达到其意识形态转换的目的。有关《战斗宣言》的西媒报道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个案。

要对《战斗宣言》相关报道进行研究,需先了解媒体叙事的特征。莫娜·贝克(Mona Baker)(2006)整合了玛格丽特·R.萨默斯(Margaret R. Somers)和格罗莉亚·吉布森(Gloria Gibson)以及哲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的观点,分别介绍了双方对于叙事特征的讨论。她认为,萨默斯、吉布森和布鲁纳谈及了叙事的四个核心特征,即时间性、关联性、因果情节设置和选择性采用;此外,布鲁纳还提到了一些值得一提的叙事特征,包括特殊性、体裁性、规范性(包括规范与背离规范)和叙事的累积性。

贝克指出,她在书中对“叙事”这个概念的使用强调了其“对向公众传播的呈现方式进行正常化”的作用(Baker, 2006: 3);贝尔认为,“新闻价值决定了呈现新闻的方式”(Bell, 1991: 172)。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新闻价值决定了新闻叙事的方式,反过来说,新闻叙事的方式要为新闻价值服务。贝尔对新闻价值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其中包含了负面性(negativity,负面消息更具有新闻价值)、一致性(consonance,符合观众预期的事件更具有新闻价值)、延续性(continuity,事件一经报道将持续产生影响)、征用性(co-option,任何细微的相关性都能使人在一个更大的报道框架下对某篇新闻进行解读)等等(Bell, 1991: 147-174)。这些新闻价值同萨默斯、吉布森和布鲁纳提出的核心和一般叙事特征都有呼应之处。此外,贝克认为萨默斯、吉布森和布鲁纳划分的叙事特征“必然既有相互重叠的部分又有高度互补的部分”(Baker, 2006: 103)。因此,本文将萨默斯、吉布森和布鲁纳划分的叙事特征看作产生新闻价值的手段,对其进行合并使用。本文研究的对象为英美澳三国共九家影响力较大的媒体 eq \o\ac(,1)1对《战斗宣言》的翻译与报道(以下简称“西媒翻译”)。(Baculinao, 2016; Bodeen, 2016; Conner, 2016; Anonymous, 2016b; Hawken, 2016; McDonell, 2016; Li, 2016; Ninemsn, 2016; Taylor, 2016)

3.      西媒翻译叙事的关联性与特殊性

在九家媒体对《战斗宣言》的报道中,关联性与特殊性帮助产出了极富负面性和征用性价值的新闻。关联性说明人类思维不可能理解没有构成叙事的孤立活动,或者杂乱无序的活动,可能不会允许其他叙事的“局部”被直接引入(Baker, 2006: 61)。在《战斗宣言》素材的汉译英中,同关联性直接相关的是《战斗宣言》歌词的一个“局部”的处理:


例1: 你们怕不怕(不怕)怕不怕(不怕)/ 只等一声令下(杀杀杀)/ 用天生的忠肝义胆再一次震撼/ 为了光荣的和平兄弟们(拼啦)


这是《战斗宣言》中的一句唱词,在西媒报道中引起广泛争议的正是配唱部分中“杀杀杀”的翻译。在作为研究对象的九篇西媒报道中,有三篇以 “kill, kill, kill”或“waiting for orders to kill”作为大字标题(Boeen, 2016; Conner, 2016; Anonymous, 2016b),占据相当大的版面,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读后感觉触目惊心,仿佛解放军是一支本性嗜杀的军队,并正在以杀戮作为卖点去招募新兵。新闻报道的负面性价值也因此得以实现。

事实上,“杀”这个字在解放军叙事乃至我国整体的公共叙事中有其特殊的关联意义。在战争年代,官兵在战场上的“杀”声,是士气的体现。情感是士气形成的直接动因,其中最直接最显著的情感因素是对祖国的爱和对敌人的恨(傅自力,2006: 59)。因此,在战场上喊“杀”,是以最快速度激发官兵对敌人的恨意、鼓舞己方士气的方法。在如今的我军叙事中,“杀”声的指称意义已经逐渐脱落,就连其情感意义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部队训练结束、解散休息之前也要喊“杀”。此时并非面对“敌人”的时候,显然此处的“杀”并不意味着要取敌人性命或者激发对敌人的恨意,而是为了避免部队在训练之后体力不支的情况下出现懈怠、懒散的情绪,靠这一声口号来提振士气。除了《战斗宣言》之外,“杀”这个字也见诸其他部队队列歌曲中。有研究者指出,在队列歌曲中“‘杀出来的军威’……等词句更是表现出军人不畏艰难困苦、应用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 (高焱,2012:17)。由此可见,在我军叙事中,“杀”的指称意义已逐渐被忽略,突出的是其鼓舞士气的情感意义。这种用法实际上已经从部队扩大到了我国的整个公共叙事当中。例如,头条网曾以“视频:超真实美军陆战队新兵训练,狂热喊杀声响彻训练场”为标题,报道美军新兵训练(匿名, 2016a)。在视频中训练的美国士兵只是发出单音节元音大喊为自己助威而已,同“杀”(kill)并没有什么关系。尽管如此,汉语新闻标题仍然用“喊杀声”来形容美国士兵的呐喊,由此可见在我国的公共叙事中,喊“杀”仅仅也意味着大声呼号,同杀死敌人并无直接关联。

综上所述,在《战争宣言》中,括号里齐唱的部分要表达的实际是“一旦下达作战命令就能马上提振士气、奔赴战场”的含义;几家西方媒体将其译为指称意义对等的“kill, kill, kill”看似是“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但并未正确传达其情感意义,事实上是对文本进行了干涉,并不“客观公正”。

在当代西方叙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关联,解放军发出的“杀”声被赋予了单纯的“杀戮”意义。然而,叙事的关联性决定了读者在读到“kill, kill, kill”时,他们对此个体叙事的解读绝非仅仅是“一支军队正在执行作战任务”。布鲁纳指出,故事情节梗概性(即叙事的特殊性)有助于人们理解个体叙事并自行补足缺失的细节(Baker, 2006: 80);贝克也认为,叙事的特殊性在故事的基调和梗概性故事情节中得以体现,而基调与梗概性故事情节通过其他方式影响我们对事件和话语的解读(Baker, 2006: 81)。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西方媒体在其公共叙事中试图把我国描绘成一个侵略性、扩张性的国家;把我军刻画成一支嗜杀的军队,正好坐实了这样的描绘,这便是这些报道的征用性价值:让读者在一个大的叙事框架下去解读哪怕仅有些许相关性的新闻报道。除此之外,The Guardian还将例1相关部分直接合并翻译成了“just waiting for the order to kill, kill, kill”,极其类似《斯卡波罗集市》(Scarborough Fair)中的歌词“generals ordered their soldiers to kill”。《斯卡波罗集市》是美国著名反战电影《毕业生》的主题歌之一。媒体使用这样一句歌词来翻译征兵宣传片素材,实际在向读者暗示解放军好战黩武,爱好和平的人应当站在其对立面。媒体利用叙事的关联性和特殊性,通过翻译手段斩断了原文素材同源语叙事的关联,并强行将其同译入语叙事的特定故事情节进行关联。尽管它们看似忠实地将“只等一声令下(杀杀杀)”译成了英语,却完全扭曲了原文的含义,增强了原文的负面性。

类似的例子还有:


例2 原文:首当其冲,舍我其谁

     译文:If I don’t bear the burden, who else will? (Hawken, 2016)


“舍我其谁”出自《孟子·公孙丑》,原句为“如欲治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舍我其谁”表达的是一种果断、勇敢、自信的情感。征兵宣传片使用这个成语,是为了突出解放军士兵不畏艰难、勇于承担的豪情壮志。然而西媒在翻译这个成语时,并没有交代其同汉语叙事的关联,也没有在译文中体现这种关联,仅仅是用语法正确的英语译出了其字面意思。然而,脱离了汉语叙事的“舍我其谁”在英语叙事中却流露出极为明显的为难、抱怨的情绪,似乎解放军士兵并不认同自己的职责,他们扼守国门仅仅是因为这件事别人都不愿意做。

在例1和例2中,尽管相关媒体切断了原文叙事同自身文化的关联性,但至少将文本翻译了过来,使读者尚有些许接触原文叙事的机会;而有些媒体的做法则更极端一些。例如,New York Post网站的报道(Li, 2016)引用了《战争宣言》的视频,并给视频配上了字幕。然而这个字幕并不是对《战争宣言》歌词的翻译,而是媒体的评论性文字;字幕中唯一同原文歌词有关联的部分只有“Just waiting for the order to kill, kill, kill”和War can break at any time”这种暗示着杀戮和战争的字眼。翻译是《战争宣言》同译入语叙事建立关联的唯一可能,然而New York Post对歌词文本不予翻译,切断了这个唯一的关联渠道,却通过评论性文字引导读者将征兵宣传片同西方叙事的特定方面进行关联。例如,在视频的最后部分,当画面定格在一群面对镜头敬礼的陆军官兵身上时,New York Post配了如下字幕:


例3  IF THEY REALLY WANT TO GET THE YOUTHS’ ATTENTION, THE NEXT SINGLE SHOULD BE “STRAIGHT OUTTA BEIJING” (Li, 2016)


这句话不仅攻击征兵宣传片“嗜杀黩武”,还暗示中国的青年人对此十分“买账”,以至于宣传部门如果想要得到青年人注意,就得用“straight outta Beiijng”这种露骨的宣战字眼。这无疑同西方叙事中“中国民族主义泛滥”的观点相关联,符合西方观众对新闻事件发生主体(中国和解放军)的预期,从而造就了新闻的负面性和一致性价值。

4.      西媒翻译中叙事的选择性采用与因果情节设置

上述新闻价值还可以通过使用其他叙事特征来实现。萨默斯和吉布森指出,叙事是按照一定的评判标准构建的。这些标准能够实现并指导有选择的采用一系列事件或元素,而这些事件或元素源自构成该经历的各种开放的和重复出现的事件。(Baker, 2006: 71)因果情节设置使我们能够权衡和解释事件,并将一系列命题转变为可解读的排序,以便使我们从中提炼出观点。(Baker, 2006: 67)《战斗宣言》本是一首独立发表的歌曲,宣传片制作方对原歌词其进行裁切和整合后,歌词仍有十个小节之多。但是,在本文研究的九篇西媒报道中,大部分只选择性地引用了最能体现负面性价值的“kill, kill, kill/ waiting for order to kill”和画外音中出现的war could erupt any time”两处,只有Daily Mail提供了“译文”,并在其上方标注标题“Lyrics used in the unique song, called Battle Declaration”。标题中并未出现任何表明“节选”的字样,然而这个所谓的“译文”却的的确确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原文当中所有同西方公共叙事相关联的内容如“和平之师、文明之师、正义之师”“用万死不辞再给正义一次交代”被尽数忽略,进入译文当中的内容则是当今中国同西方在话语权方面角力的焦点。例如:


例4 原文:时刻听从党的指挥/ 国家尊严我们捍卫

译文:When we follow the commands of the party/ The country honours our guardianship (Hawken, 2016)


Daily Mail选择这一句歌词并将其译成了这样的译文,其背后的原因非常值得推敲。在西方媒体的公共叙事当中,谈及中国或者中国的“party”,与其紧密相连的必定是“communism/communist”。然而,在西方叙事中“communism/communist”这个概念已经被妖魔化,带有强烈的负面含义,“在媒体长年对communist集中负面报道后,一般民众听到communist往往会有恐惧的感觉”(贾卉,2008: 29)。此外,在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和解放军的公共叙事中,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就是“军队国家化”。西方长期炒作这个话题,试图促使解放军脱离党的领导。在例4的原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时刻听从党的指挥”和“国家尊严我们捍卫”之间只是并列关系。然而不知是否是有意为之,译文将“时刻”译成了“when”,从而将“we follow the commands of the party”变成了从句,并且位于主句之前;然后又将“捍卫国家尊严”译成了“国家因为有我们守卫而尊敬我们”。这样的翻译方法实际为句子中的两个事件设置了因果情节,即“只有听从党的指挥,国家才会尊敬我们”。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政党,将“本应属于国家”的军队握在自己手中,并告诉军队“必须听从我的命令,否则就得不到国家的尊敬”,这就是例4的译文所传达给读者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对原文彻头彻尾的曲解,同原文中想要表达的“解放军信念坚定、勇守国门”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

西媒对因果情节设置这一叙事特征的利用并不局限于文字层面。BBC News网站的“China Blog”栏目(McDonell, 2016)在报道征兵宣传片时,给新闻文本配了一批截自宣传片本身的截图,并将文字报道穿插在这些截图之间。在其中一张截图里,三名战士站在一辆坦克前面,正在向距离镜头不远的指挥员报告。在这张截图的正下方穿插的文字报道,正是对例1中歌词的翻译。专栏作者将其译为“Are you afraid? No! Are you afraid? No! Just need the order to kill kill kill!”(McDonell, 2016)。从空间顺序来看,图片在前、歌词翻译紧随其后,这给读者以强烈的因果设置暗示,读者会倾向于认为图片同歌词译文有特定的逻辑联系。这样的因果情节设置所造成的影响,就是为新闻读者营造出一幅解放军指挥员给士兵下达屠杀命令的画面。

5.      西媒翻译中叙事的规范与累积性

布鲁纳认为,叙事的累积性是指“把流散的叙事整合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个整体”的方式(Bruner, 1991: 18)。贝克在此基础上将叙事累积性的定义拓展为“受一系列相关叙事反复影响的局面,以及它们最终形成的对一种文化、传统或者历史的塑造”,并特地指出这种历史可以是个人的、公共的或者概念的(Baker, 2006: 101)。“我们对该规范过去的归属感使我们在保留对经典认同的同时,还形成了我们自己偏离规范的叙事”(Bruner, 1991: 20)。规范性不仅是主流叙事的特征,也是所有叙事的共同特征。(Baker, 2006: 98)弗兰切斯卡·波莱塔(Francesca Polletta)解释称,事实的可理解性来源于它们与熟悉的情节或已知故事的一致性(Baker, 2006: 98)。

西方对中国和解放军的新闻叙事明显体现了规范性和叙事累积性的特征,实现了新闻的延续性价值。自冷战以来,西方媒体对于“共产主义中国”的敌对叙事不仅仅依靠一个个个体叙事构建,还作为一种规范对未来叙事的构建和解读产生影响。在例1中,正是因为“中国和解放军具有极强的侵略性”是西方新闻叙事的规范性解读,各媒体才倾向于忽视“杀杀杀”在解放军叙事中的独特关联,选择了更符合西方叙事的方式对其进行解读;而这样的解读又进一步帮助塑造了中国和解放军的侵略性形象,进一步完成叙事的累积。

在对征兵宣传片进行报道时,西媒也会借助其他个体叙事来引导读者进行特定方式的解读。例如澳大利亚媒体《第九新闻》在其报道中这样写道:


例5:... Apparently not content with its annexur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or being the muscle behind the world’s number-one power-in-waiting, the Chinese army has made a foray into gangsta rap.

Possibly taking its cue from the slick, teen-targeted propaganda of ISIL, … (Ninemsn, 2016)


西媒一直在使用同南海争端相关的叙事来塑造一个扩张主义中国的形象,因此,在对征兵宣传片的报道中引入南海问题,实际是在引导读者按照他们解读南海争端的方式(规范性解读)来解读解放军征兵宣传。同理,在报道中引入伊斯兰国也是为了“帮助”读者们更好地理解解放军究竟意味着什么——解放军“嗜杀、黩武”,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解放军同伊斯兰国一样是非常严重的威胁。

在网络新闻中,叙事的规范性和累积性不仅通过文字发挥作用;网站推送的相关阅读链接也可以帮助新闻报道引导读者按照特定规范进行解读。例如,The Guardian在征兵宣传片相关报道(Anonymous, 2016b)的同一页面推送了两条新闻,其中一条标题为“China to release last prisoner jailed over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同天安门“六四”事件有关,另一条标题为“China military parade shows might as Xi Jinping pledges 300,000 cut in army”,同“九三”阅兵和解放军裁军决定有关。尽管读者未必会真的阅读推送新闻,然而新闻标题和配图足以引导读者按照规范的方式解读中国和解放军:“六四”事件说明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而解放军是政府“镇压”民众的“爪牙”;阅兵是中国在“秀肌肉”,而且在宣布裁军30万后又发征兵宣传,说明中国军队一如既往地“不透明”、不可信任。

事实上,西方媒体针对征兵宣传片在短时间内如此密集地发出相同的声音,这本身就是一种叙事累积,亦即布迪厄所言的“象征性滴注”——“由诸如国家或者媒体等权力机构宣传推广的公共叙事不仅强调它们有选择建构的那些元素,而且还通过重复宣传将其强加于我们的意识中”( Baker, 2006: 102)。当我国官媒的报道尚未被西方读者注意的时候,西媒已经占领了公共叙事的“高地”,抢先为西方读者设定了解读解放军征兵宣传片的规范。尽管在西方媒体中也有对征兵宣传片进行正面解读的报道(Anonymous, 2016a),然而这篇报道只是称赞解放军的宣传手段有效,并未直接挑战公共叙事中解放军“扩张性、侵略性”的形象。在例2中,New York Post暗示中国青年人中民族主义情绪泛滥;一个“鼓吹战争和杀戮”的征兵宣传片如果是“有效的宣传手段”,无疑更加证明了扩张和侵略已经成为中国全民接受的价值观念,从而为西方的公共叙事累积添砖加瓦。

6.      结论

征兵宣传片的目的是为了塑造解放军的正面形象,然而西媒运用特定手段对其进行特定解读后,征兵宣传片成为证明中国和解放军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的又一件素材。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目前西方的叙事环境中,中国的一切外宣和内宣产品都可能产生与原本预期完全相反的效果。外宣研究常常强调要让读者理解、乐于接受,但从本文的分析来看,让读者理解并接受(尤其是后者)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单靠翻译来实现,让译者为外宣效果负全责也是不公平的。最能够“治本”的方法是改变中国和解放军在西方所遭遇的恶劣叙事环境。然而,正如威廉·G.柯克伍德(William G. Kirkwood)对费什的叙事范式所批评的那样,“叙事范式意味着叙事必定会强化——而不是质疑——受众的价值观。这意味着最吸引人的叙事是那些维持并改善现状……的故事,‘不能或许不应该超越人们的价值观和信仰’……”(Kirkwood, 1992: 30)。如果按照叙事范式来解读外宣翻译,我们会非常失望地发现外宣翻译或许是注定无法成功的任务,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改变受众的价值观,而这样的叙事却无法吸引他们。

然而,柯克伍德、W.兰斯·班奈特和莫雷·埃德尔曼(W. Lance Bennett & Murray Edelman)等学者也认为可以通过特定的手段让人民看到简单叙述中看不到的可能性(Baker,2006:162-163),这为我们未来的外宣翻译留下了一扇希望之窗。班奈特和埃德尔曼指出,欲挑战刻板政治叙事,需能够对叙事进行创造性的使用和接受,而这又要求能够认识并能够领会到不同故事之间必然会相互冲突,会激发不同的现实,并同人们的生活状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Bennett & Edelman,1992: 170)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例如,新华社不使用其他国家大通讯社的新闻通稿,而是在全世界驻派记者,用自己的叙事方式来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并直接生产出不同的语言的版本向全世界播报;自2002年起,我国已经连续15年发表《美国的人权纪录》,用事实来指出美国叙事中素材不连贯之处,以此证明美国相关叙事并不可信。然而最重要的仍然是要增强我国的软实力,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才有可能让自己的声音真正被听到,从而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



注释:

 eq \o\ac(,1)1 这九家媒体分别为Nine NewsThe Guardian Washington PostThe Daily MailThe MirrorNBC NewsThe NewsweekThe Daily TelegraphBBC News。本文所研究的报道均于20165月刊登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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